我的思想受读书时我的法理学老师罗洪洋教授、作家林达和中美关系研究者资中筠先生的影响较大。所以当我来了非洲，企图以观察者的心态描绘非洲的上层建筑和底层经济，思想从最开始的好奇羡慕到现在的脚踏实地的转变，企图引发人的思考。

可以说非洲是从原始或者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完美的照搬了欧美体制，绝大多数国家有以大选为标志的普遍选举式民主，然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只是披着民主的外衣而已，其经济实力无法支撑远超其经济规模的上层建筑，所以大多数国家又时时刻刻面临着人治的风险，大多数国家实质处于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中。

在2008年欧美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发现，在人均天收入低于七美元的国家，民主会助长政治暴力，而在高于七美元的国家，民主会降低政治暴力。这让人反思经济对于民主社会的作用，十几年后的今天，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处在人均天收入七美元以下（还是不考虑这些年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在非洲经济仍然处于世界最底层的情况下，追求表面民主却成了非洲经济发展的阻碍，所以每到一个非洲国家的选举年附近，经济陷入停滞，选举暴力层出不穷。肯尼亚在非洲算是各方面比较出色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也陷入在选举的怪圈里难以自拔，和美国的选举如同成熟的娱乐节目不同，非洲国家面临选举如临大敌，一不小心就会踏入社会动荡的深渊。

老祖宗说的好，"仓廪实而知礼节，饱暖思淫欲"，在非洲绝大多数公民还在寻求饱暖的社会环境下，要求其实践世界最顶级的社会制度是很困难的，所以非洲处于"准民主"社会中，当年看报纸，你会发现人们在强调人权民主、法治分权、言论自由等等等等，可是当年深入飞洲社会实践底层，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民众仅仅在想方设法填饱肚子。所以上层建筑和底层经济严重脱节，导致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集中在绝少数人的手里，当你去富人区，你觉得这里真是西方社会，当你去贫民窟，你又觉得非洲是人间地狱。

在非洲的中国人是极端特殊的团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来非洲讨生活的，我总被人说"你要试着融入当地的生活"，如何融入呢？在哲学上基本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是哲学强势的民族，它的强势在于几千年来从来都是异族溶于我，而不是我溶于异族，所以即使来了非洲很多年的中国人仍然在感慨"他们怎么能这样，他们为什么不能向我们学习，他们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一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为什么不能这样那样"，其实在非洲，中国人反而是异族，非洲人也在想，你们中国人怎么这样那样，为什么不能像我们一样。哲学立足的国家其人民，很难真正接受其他文化，比如中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所以无论中国人在哪里，始终都是异类，除非很多代以后，后代开始不说汉语，那才能叫融入当地，不说汉语也不是中国人了，比如移民欧美的中国人的华裔子女。

十年前我以新奇的眼光看非洲，惊奇于路上的车辆给行人让路，报纸上的言论自由，中产阶级以上的绅士风度，完美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普通民众的选举热情等等。十年后我的目光盯在社会的底层，路上饿死人的尸体，贫民窟里饥饿的小孩，社会各个环节扣拿卡要，腐败丛生，人性丧失后的道德沦丧。我仍然试图比较中非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某一天我惊奇的发现中非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何等的类似！奇妙就在于我如果写的深了，文章便发不出去，所以就不能展开。

这些年又有些修宪复辟运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几乎同时有领导人倡导修宪，企图延长任期或变相延长任期，普京大帝再也不想打法律的擦边球，直接修改宪法，大概非洲很多领导人蠢蠢欲动，想要效仿，可是他们大多没有普京的命却得了普京的病，这种人治的风险，很有可能把非洲相关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津巴布韦，乌干达这些修宪导致的独裁都是前车之鉴，在这样的国家从事经济活动当然要冒很大风险。可是偏偏我们中国人好赌，中国人适应人治比适应法治来的更快，所以很多中国人把非洲人治当做机遇。可是能够瞬间给你一切的政府也能瞬间夺取你的所有，这也是很多中国人在非洲不能长久的原因。

非洲实在太复杂了，举个简单的例子，肯尼亚的各大报纸天天强调中国企业的对待当地员工的人权保障问题，动不动拿中国企业的环境保护作文章，而这个国家却有法律规定的一夫多妻制，按说这是妇女人权最基础的不公了吧，当地人却普遍接受，这便是悖论了，传统和法治的悖论。在一个一夫多妻普遍合法的国家强调人权保障，想想便有些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非洲的魔幻之处。中国人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一个还在封建官僚社会实体内的异国公民，不能理解的事就更多了。

我总试图写出非洲对中国启示的文章，然而多年以后发现这个实体本质上落后于中国，除了人权法治的空壳高高在上，这些对强者妥协对弱者发泄的套路都是中国人玩剩下的，所以也写无所写，写浅显的风土人情觉得没意思，写深刻一点又发不出去，而对于写非洲疫情真的到了极端反感的地步，看到写疫情的新闻都绕着走，实在是太烦了，每天都是那个样子，总之要走群体免疫的道路。希望能引发一些人的思考，这也就足够了。